您的位置:首页>百君文论>详情

《我不是药神》:“程勇”与“陆勇”到底差在哪里?

发布时间:2018-09-04刑辨要闻

陆勇,一个平平无奇的名字,却在2013年的中下旬因“代购假药案”引起了轩然大波。5年后的今天以他为原型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电影本身并不煽情,相反拍得很克制,而那些真正触动我们心灵的,本身就来自于那些高尚的心灵。观影完毕,许多人都存在这样的疑问:为何现实中陆勇案做出不起诉决定而电影中程勇案被判处五年有徒刑呢?法眼看世界,今天我们换个视角,对比艺术化后《我不是药神》的程勇与现实中“代购假药案”的陆勇,来讲一讲电影与现实的差距,说一说“药神”的无罪之路。

▲剧照程勇

▲影片主人公“程勇的原型陆勇


一、“药神”的如何成神?

1.1968年陆勇出生在江苏无锡市的一个殷实之家。

2.2002年,江苏无锡的陆勇被检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随后开始服用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此药可使慢粒白血病患者病情稳定,维持正常生活,但需要持续服药。每盒(120粒装)售价在23000-25000元。

3. 2004年,他偶然得知了印度在生产“格列卫”的仿制药,价格却只有3000元。试吃了一个月的印度“仿制药”后,各项指标均正常。

4.  2004年8月,陆勇将印度仿制药的消息告诉了慢粒白血病病友.

5.2011年8月,在多位病友及印度制药公司的建议下,他购买了三张有国际汇款功能的信用卡,病友们将药款打入到此信用卡内,再由他转汇给印度的制药公司。

6.2013年11月23日,陆勇因在淘宝店上购买用别人身份证开立的信用卡被湖南沅江市公安局逮捕,罪名是妨碍信用卡管理秩序。后经调查,陆勇被认定除妨碍信用卡管理秩序外,还存在销售假药罪行为。

7. 2014年3月,陆勇被取保候审,7月21日,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罪、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

8. 2015年1月,493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检方最终做出撤诉决定,陆勇无罪释放。

 

二、“药神”的涉罪分析

 

艺术来自于生活,真实事件与电影存在些许不同。虽然电影中的诸多情节并不符合法律表述(如最终法院认为程勇的行为违反了“国际版权法”实际应为专利权相关规定),但最终“五年”的判决结果与实际较为相符。其实陆程二人行为最大的差别在于是否通过代购药品进行牟利从而认定是否构成销售假药罪的“销售”行为。根据《起诉书》,陆勇所涉嫌的罪名包括销售假药罪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销售假药罪

 

《刑法》第141条规定了“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首先,《刑法》所称假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故即使药品是有效果的但未为列入国家“进口药品名录”的也是“按假药处理的药品”。其次,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案(八)》第23条删除了生产、销售假药罪必须“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要求,将该罪从结果犯变更为危险犯,扩大了改罪名法益保护边界,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陆勇所代购的药品构成我国刑法语境下的“假药”。

 

但是为何该罪最后做出了不起诉处理呢?最重要的原因是陆勇的代购行为根本不能够成销售。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对陆勇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案决定不起诉的释法说理书》中载明,所谓销售即卖出(商品)。在经济学上,销售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过程中卖方的业务活动,是卖出商品的行为,卖方寻求的是商品的价值,而买方寻求的则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全面系统分析该案的全部事实,陆勇的行为是买方行为,并且是白血病患者群体购买药品整体行为中的组成行为,寻求的是印度赛诺公司抗癌药品的使用价值。它的行为是完全无偿的,没有借代购收取跑路费、辛苦费等形式利润,反而自帖精力为病友代购药品,其本身也是一种扩张意义的买方。其次是因为陆勇的行为没有侵犯他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不符合犯罪构成的社会危害性要求。

 

反观《我不是药神》中的程勇,其代购药品的初衷即是牟利,起初进货价为500元,但其销售价为5000元,虽然与正品药价动辄几万元相比已便宜很多,但其个人仍然借此代购行为谋取暴利,这已经构成了销售行为。即使最后程勇观念反转“就当我是还他们的”,将代购价2000元的药品仍以500元销售,但后行为的善举并不能阻碍对于前销售行为的否定评价,前阶段的行为仍然构成犯罪。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现实中陆勇为了方便与印度方交易汇款,其从互联网上郭**的“诚信卡源”网店上购买了以夏**身份证办理的这张农业银行卡,涉嫌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这一罪名规定在《刑法》第177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妨害信用卡管理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的,或者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数量较大的;(二)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较大的;(三)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四)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

 

根据《说理书》,虽然陆勇通过某宝从郭梓彪处购买3张以他人身份信息开设的借记卡、并使用其中户名为夏维雨的借记卡的行为,违反了金融管理法规,但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陆勇所购买的3张借记卡能够使用的只有1张,客观上也只使用了1张。且其购买信借记卡的动机、目的和用途是方便白血病患者购买抗癌药品,客观上为白血病患者提供了无偿的帮助。故陆勇上述购买和使用借记卡的行为属于购买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的领信用卡的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根据《刑法》第13条的规定,不认为是犯罪。

 

三、法律的现实温度

 

陆勇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案被评选为2015年度检察机关十大法律监督案例。在具体个案中,当实质的价值判断与法律的形式逻辑相冲突时,法律人该作何决断?这种冲突如何在既有的法律体系中得到妥当的解决?司法者如何面对刑法解释中应然与实然之间的鸿沟?这一定需要法律的现实温度。

 

在陆勇案中检察院认定的基本事实是:

一是陆勇的行为源起于自己是白血病患者而寻求维持生命的药品;

二是陆勇所帮助买药的群体全是白血病患者,没有为营利而从事销售或中介等经营药品的人员;

三是陆勇对白血病病友群体提供的帮助是无偿的

四是在国内市场合法的抗癌药品昂贵的情形下,陆勇的行为客观上惠及了白血病患者。


现实中陆勇案获得了不起诉的结果,民众情愿虽有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前文所述的基本事实与法律逻辑,简而言之即是“陆勇本就不应被起诉”。

 

再看电影中程勇被判处了“五年有期徒刑”,这一处理结果是耐人寻味的,可能也是最贴近法律现实的处理结果。

 

排除法律生效时间的问题,影片中程勇的通过代购销售药品的销售额至少在百万级,根据2014年最高法与最高检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生产、销售数额50万元以上的”属于“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程勇最高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结合2006年轰动一时的广州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案与2016年山东于欢故意伤害案,上述两案与本案一样颇受争议,引发社会的巨大讨论,两被告人在一审中均被判处无期徒刑,上诉后均改判为五年有期徒刑——与本案电影中的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或许这“五年”就是法律中的温度,犯罪了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这是法律的严肃;但犯罪的不同情节构成了制裁的多种维度,这是法律的人情。

 

《我不是药神》中程勇在法庭的最后陈述说:“我认罪,我只希望今后都会越来越好,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就像许霆、于欢一样,陆勇或是程勇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成为了改变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转折点,这些名字让中国变得越来越好。法眼看世界,世界大不同,只愿安得广厦千万间,只愿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相关律师